来自 趣事 2021-09-05 08:18 的文章

从3000万例到零感染,中国为什么终结疟疾?

北京9月4日电:从3000万例到零感染,中国为何终结疟疾?
 
作者易连元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香港中文大学文化与宗教研究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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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中国被世卫组织认证为无疟疾国家,成为西太平洋地区30多年来第一个获得世卫组织消除疟疾认证的国家。经过70多年的努力,这是极其困难的,这与疟疾的性质、中国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发展进程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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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大连海关医学专家开展实验室工作。江
 
陈年:“三千万”案。
 
从某种意义上说,以按蚊为媒介,疟疾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息息相关,更具体地说,它与人类定居、定居和大规模流动高度相关。
 
虽然疟疾在人类早期就已存在,但按蚊很难跟上人类频繁迁徙的步伐,疫情往往局限于零星的小群体。由于这个原因,在能够治疗疟疾的奎宁被发现之前,殖民者不敢深入非洲大陆。但随着殖民扩张,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和奴隶贸易,疟疾从非洲等热带、亚热带地区向高纬度地区蔓延,给缺乏免疫力的群体带来了较高的死亡率。
 
就中国而言,是因为因战南下的难民对疟疾没有抵抗力,大规模感染再次造成大规模传播,疟疾的分布不断向北。到了清朝和民国末期,战争、水旱灾害和社会秩序的崩溃进一步加强了疟疾的破坏力。据国际卫生组织联盟统计,20世纪30年代初,灾区60%的人口被长江洪水感染,近30万人直接死于疟疾。
 
到新中国成立时,全国70%的县都流行疟疾,感染者近3000万,其中1%病重。但规模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疫情防控的障碍在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多样、病媒生物种类繁多,导致疟疾本身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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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在黄花蒿中除草。谭
 
迎接挑战:新人民政权的“群众路线”。
 
尽管疟疾非常严重,但它只是新人民政权面临的众多挑战之一,其预防和治疗受制于总路线。
 
受当时技术、资金和人力条件的限制,新中国早期的卫生政策是以革命年代的经验为基础的。1950年,第一次全国卫生大会提出了卫生政策的基本指导意见:“为工农兵服务”、“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其核心在于“群众路线”,主要包括:致力于应对影响大多数人的疾病;群众动员群众投入卫生工作;建立惠及全国的基本医疗制度;建立人民、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之间的密切联系。可以说,直到今天,这条路线仍然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治的核心,并在技术、资金、人力条件上证明了它的长期生命力。
 
1952年12月,中国第二次全国卫生大会宣布,致力于消灭血吸虫病、钩虫病、疟疾、黑热病四种最严重的传染病,并从次年春天起建立起全国性的防疫网络。1955年底,中共中央成立了由9人组成的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同时负责全国疟疾防治工作。然后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疟疾控制运动,希望在七年内消灭这种疾病。这个时间表太紧迫了,但却取得了一项重要成果——将专业防疫站纳入全国预防防疫网络。该网络由卫生部卫生防疫司牵头,对省、市、县三级防疫站进行专业监管,市防疫站对区防疫站、街道卫生站、工厂企业设立的防疫站进行监管。
 
随着20世纪50年代末公社体制的建立,由公社防疫站、大队卫生所、小队卫生所负责公社的卫生防疫工作。这个庞大网络中的所有单位都需要执行疫情防控任务,特别是控制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监测和培训人员。到1975年,防疫站的数量从1957年的1626个增加到2912个。与此同时,该机构扩大了预防保健和相关领域医务人员的培训。
 
由于缺乏足够的卫生资源、人力、资金和技术,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采取劳动密集型的预防措施。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疟疾患者的治疗开始流行起来,“普查普治”成为当时的常规做法。更重要的是,中国没有选择医院的常规治疗,而是坚持在农村地区推广大规模治疗来应对疟疾,旨在经济和技术条件下普及更多的人口。治疗一定要简单、安全、经济、持续时间短,使用国内可大规模生产的药物,即“因地制宜”。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迅速推广了广泛的流行病学和昆虫学研究,各省之间启动了合作协议,以灵活处理不同疟疾流行地区的情况。卫生工作者进行大规模的血液检测、患者治疗和抗复发研究。20世纪60年代初,氯喹、乙胺嘧啶、伯氨喹等药物全部独立生产,为大规模治疗奠定了基础。
 
本土药物的研究和利用在国内也受到重视,这方面最突出的成果就是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青蒿素。在其他药物逐渐产生耐药性后,青蒿素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新药。然而,抗青蒿素的疟疾品种在东南亚已经出现,新型抗疟药的研发始终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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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妇女展示青蒿素样本。谭
 
有效遏制:全国发病率降低。
 
经过一系列努力,中国的抗疟战略取得了显著成效。1954年我国有697万例,发病率约为1.2%。截至1979年,我国共报告病例238万例,发病率为0.246%。疟疾肆虐的南部地区成功控制了这种疾病。
 
在财政、技术和人力资源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取得这一成就有许多原因,其中之一是政治保证。抗击疟疾不仅是民族主义的斗争,也是意识形态的斗争,是国家建设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因此,抗疟活动成为每个公民的爱国义务。必要时,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将尽一切努力确保遵守,并提供指导和支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中央控制允许有计划地分配和使用资源,这在当时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也保证了政策的遵守和执行。
 
疟疾控制的群众运动使该国能够通过社区和群众组织宣传和实施疟疾控制。这不仅改变了个人卫生习惯,也弥补了疟疾防治先进技术的不足。同时,国家尽可能为绝大多数人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疟疾流行的先决条件之一是公共卫生服务严重短缺,特别是农村地区卫生条件差。而在中国,广大农村人口被纳入城市公共医疗、职工医疗、农村合作医疗三级医疗卫生防疫体系,以保障疟疾的防治。围绕疟疾的发现、检查、报告和检测,构筑了抵御疾病潜在传播的第一道防线。
 
相比之下,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指导了在非洲消除疟疾的计划。依靠美国的资金和技术支持,该计划建立了消灭疟疾的垂直组织结构,但没有与当地以临床为基础的基本医疗保健系统建立联系,甚至有意识地保持隔离。此外,世卫组织为该运动设计了一个具体的时间周期,鼓励各国集中资源在一个具体的时间周期内消灭疟疾。虽然这主要是为了在当地疟原虫对滴滴涕产生抗药性之前尽快生效,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但它失败了,因为它不能为公众提供基本的预防和医疗服务,并且缺乏最基本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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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批中国(山西)援建喀麦隆医疗队在当地开展义诊活动。图片由中国(山西)援非医疗队提供。
 
结尾:健全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
 
中国改革开放后,技术、资金、人力不再受到限制,主要政策是培养专门的抗疟人才。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密切合作,培养相关领域的专家。据估计,到1991年,全国培训了28万多名高、中、低层次人员,在县、乡卫生机构和防疫站工作。
 
在此期间,中国疟疾控制的主要挑战来自疫情监测。正如本文开头所强调的,疟疾与人口流动高度相关,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国内外人口流动。因此,抗疟工作的重点是扩大和加强疟疾监测,主要措施之一是扩大区域抗疟联盟。
 
2004年非典疫情消退后,我国建立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制度”,并将其应用于疾病预防控制。2017年,为进一步巩固消除疟疾成果,防止输入性疟疾再次传播,中国制定了消除疟疾联合防控机制,开展消除疟疾合作。
 
可以说,健全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提供的有效治疗和预防、对人口流动的监测、技术、资金和人才不足时的广泛群众动员、长期坚持是中国最终消灭疟疾的关键,也是包括新冠肺炎在内的大多数流行病防治的关键。
 
70多年来,从3000万例到零感染,中国终结疟疾的实践是一项值得称道的伟大事业,也是对世界范围内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有益探索。(结束)
 
作者简介:
 
易连元,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香港中文大学文化与宗教学系博士。研究领域涉及技术与社会、传媒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