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趣事 2021-09-02 03:55 的文章

李志清:应对气候变化,中国有自己的实力和节奏

应中国邀请,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于8月31日至9月3日访华。此前,有外媒称,克里此行将向中国施压,要求其在具体减排方面做出新的承诺。
 
在2020年12月的全球气候雄心峰会上,中国提出了明确的减排目标。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决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必须言行一致。中国不会因为外界的干扰和噪音而在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和碳中和方面实现“大跃进”,也不会因为短期的困难和挑战而放慢我们的步伐。
 
来源:视觉中国
 
2019年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正常进行,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坚定不移。2020年,美国重返《巴黎协定》。中方表示愿与美方和国际社会合作应对共同挑战,并于今年4月达成《中美气候危机联合声明》。中国对气候变化的态度是严肃的,不会左右摇摆。
 
首先,“3060”目标是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内在需要的战略决策。根据联合国最新评估报告,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深受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影响。如果不在短时间内采取有效措施,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和碳中和,抑制全球变暖的幅度和程度,到本世纪中叶,世界将不得不为气候变化付出非常高昂的代价。因此,在科学判断各种形势的发展变化和需求后,中方承诺在巴黎协定国家自主贡献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力度,力争提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和碳中和。这不仅是为了改善气候和环境质量,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也是为了独立履行负责任大国责任,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作出更大贡献,推动各国携手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应对挑战。
 
其次,“3060”目标也是综合考虑气候减缓和适应能力的综合判断。由于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减缓气候变化和适应气候变化两大任务确实任重道远。要坚持不懈地通过各种手段和方法减缓变暖的幅度和速度,最终将气候变化控制在人类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同时,需要在现有变暖水平下,更好地适应各种气候变化,提高人类福祉。面对这两个任务,“优化”显然是路径选择的重要依据。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德豪斯的研究表明,人类需要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经济发展之间选择一条“最优路径”,以实现生产、生活和生态之间的平衡关系。他认为,任何“过度减排”和“减排不足”都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人类福利的最大化。因此,中国有必要在煤炭利用等气候相关产业中坚持理性思维,综合考虑气候减缓和适应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做出自己的判断和决策。
 
第三,“3060”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坚持。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一直在全力部署和推进“3060”目标,并开始制定相关路线图和施工图,其中也存在不少困难和挑战。一方面,中国要在30年左右的时间里经历从“上坡”到“下坡”再到“零”的碳排放全过程。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时间短,任务重。另一方面,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然肩负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任。实现到2035年经济总量翻一番的目标,经济总量和能源消耗将有相当大的增长。要与经济大发展同步实现“3060”目标,面临的挑战远远超过欧美等发达国家。因此,我们必须在理性决策的基础上保持战略实力,坚持自己的发展步伐,在双碳发展的“持久战”中取得最终胜利。